在田间劳作的“女户”，出自清朝乾隆年间《御题棉花图》
民国时代北京市大兴县的一张不动产交易契约，该契未经官方盖章确认，属于“白契”
家无男丁的“女户” 出自清朝道光年间《节孝事实图》
一个未婚女子，父母双双离世，全靠屠宰糊口，独自抚养年幼多病的小妹，而她的伯父伯母不但不帮忙，竟然还要夺走她继承的几间祖宅。为了保住父母遗产，她不得不招婿入赘，这便是古装剧《逐玉》的开场剧情。
旧时女子难道不能继承遗产？招婿入赘是否可以保卫家产？且让我们结合古代法律和真实案例，探寻全球女性曾经共同面对的社会困境。
法律保护女性对不动产的继承权
《逐玉》第二集，女主角樊长玉的伯父樊大勾结赌坊打手，上门抢夺房契，被樊长玉打得落花流水。所谓“房契”，就是购买房产的契约，上面既有买卖双方的签字，也有房仲或亲邻的签字，那些房仲或亲邻相当于公证人。
在唐、宋、元、明等朝代，官府没有专门的不动产证书，只要买家拿着房契，去属地县衙缴纳契税，县官便会盖章确认，然后这张房契就成了“红契”，也就是完全合法的不动产证书。将来有人夺产，官府必须提供保护，房仲或亲邻也必须提供证词。
樊大抢夺樊长玉的房屋，官府有没有为樊长玉做主呢？并没有，剧中给出的理由是《大胤律》规定：“户无男丁，屋归近亲。”樊长玉死了父亲，没有兄弟，没有丈夫，依照律法，她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必须送给近亲，即伯父樊大。
本剧架空历史，虚构了一个“大胤王朝”，所谓《大胤律》自然也是虚构的。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存在“户无男丁，屋归近亲”这样的法律，相反，古代法律反而会保卫女性对不动产的继承权，至少是一部分继承权。
以唐朝为例，公元737年唐玄宗颁布《田令》：“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，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。”（《通典》卷二）男子去世，女子当家，官府会按照成年女子的人数授予田地，每人分给三十亩“口分田”。如果这户人家已经拥有“永业田”（世代传承的土地），那么每个成年女子可以继承三十亩。
皇帝如此规定，官员是否遵照执行呢？出土的新疆吐鲁番文书显示，唐朝西州高昌县有一户百姓，户主康那虔是一位寡居老妇，与两个女儿一起生活，她们不仅分到了口分田，而且继承了永业田；另一位户主杨支香是中年妇人，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，与《逐玉》里樊长玉的闺蜜俞浅浅颇为相似，她也继承了永业田。
再看宋朝，公元1098年宋哲宗颁布一道诏令：“户绝财产，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五〇一）“户绝”是指家中没有男性，“在室”是指女子尚未出嫁，“归宗”是指离婚以后回到娘家。宋哲宗这道诏令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，那么所有遗产都由未出嫁和已离婚的女性均分。换言之，假如樊长玉出生在宋哲宗的时代，她和小妹樊长宁对遗产的继承权便是一人一半，伯父樊大和其他亲属完全没有干涉的资格。
女户受优待 但容易被钻法律空子
宋朝存续三百余年，法律不是一成不变，我们能在南宋名臣判词汇编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读到一些相关条文。例如这样一条：“在室女，依子承父分法，给半，……余一半本合没官。”父母死后，未出嫁的女儿只能继承一半家产，另外一半应由官府没收。
还有一条则说：“准户令，诸已绝之家立继绝子孙，于绝家财产者，若止有在室诸女，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。”根据户部法令，已经绝嗣的家庭可从亲族当中挑选男子继承产业，但要把产业的四分之一留给这户人家的未婚女子。樊长玉父母双亡，去世前没有从亲族里挑选嗣子，假如根据南宋法律，她的妹妹可以继承遗产的一半，另一半将成为官屋，其伯父仍然分不到一丁点。
古代王朝有定期统计人口的传统，那些只有女性、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被统计为“女户”，樊长玉和樊长宁这对姊妹就是典型的女户。女户属于弱势群体，需要官府特殊对待，宋朝和明朝在这方面的政策值得称赞：第一，这两个朝代都在法律上保护女户的家产，保护女性的继承权；第二，这两个朝代还在法律上减少女户的赋税，免除女户的劳役。比如说，别人一亩地缴纳两升公粮，女户只需缴纳一升；别人到了冬天会被官府派去疏通运河，女户却可以不去。坦白说，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世界，在多数帝王都极端残忍的古代王朝，优待女户反倒成了比较少见的一抹亮色。
但是任何法律都可能被人钻空子，正因为法律优待女户，所以女户就成了民间偷税漏税和逃避劳役的保护伞。明朝官员吴遵在《初仕录》一书中提到“诡寄女户”这个词，意思是本来并非女户，却要冒充女户，或者把家产登记到女户名下，以此躲避赋役，而地方官唯恐遭受“欺凌女户”的骂名，即使知道某些人冒充女户，也不敢上门催缴赋税。所以吴遵建议朝廷统计人口时一定要仔细：“女户要见实在有无男丁。”遇到自称女户的人家，必须仔细清查，看看有没有成年男子，千万别被蒙骗了。
结合以上历史，再看《逐玉》剧情，我们可以断言女主角的伯父樊大非常愚蠢——他不该妄想去抢樊长玉的房契，反而应该把自家的房屋和田地登记到樊长玉名下，那样就能少交税甚至不交税了。
家族本位 女性继承权受限的根源
还是那句话，任何法律都可能被人钻空子，优待女户也好，保护女性的继承权也罢，都不能完全防止樊大们对樊长玉遗产的觊觎之心。
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里有一个案例：湖南邵阳曾氏夫妇双双病亡，留下独生女曾二姑和一所房屋，曾二姑尚未出嫁，其叔父曾仕珍上门抢屋，被曾二姑告上衙门。但是，当地的县官和州官都偏袒曾仕珍，直到时任湖南提刑的南宋名臣胡颖接办此案，才帮曾二姑保住了房屋。
假如曾二姑像剧中樊长玉那样招赘女婿，能否在不遇到清官的前提下自保家产呢？我们可以看看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里的另一个案例：公元1244年，南宋文学家刘克庄出任江东提刑，属地百姓魏景宣去世，留下妻子赵氏和女儿魏荣姐。魏景宣的兄弟魏汝楫不经寡嫂和侄女同意，私自卖掉她们的部分家产。赵氏为了保住剩余家产，便招赘上门女婿刘有光。然后刘有光生了儿子，又想独占家产，不让继女魏荣姐继承。魏荣姐认为不公，便托叔父魏汝楫告到官府……
这个案子错综复杂，经年累月，搞得刘克庄十分头疼，最后他把家产分成三份，一份给魏荣姐，一份给魏汝楫，一份给刘有光的儿子，却把刘有光赶了出去，因为刘有光只是赘婿，竟要鸠占鹊巢，实属大逆不道。
从这个案子可知，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，赘婿地位很低，赘婿的儿子可以继承家产，但赘婿不可以。所以剧中樊长玉招赘男主角还不保险，还得尽快跟男主角生下儿子才行。
女性继承权难以保证，古代中国绝非特例。放眼全世界，公元1839年以前的美国已婚女性完全没有财产权，1898年以前的日本未婚女性完全没有继承权，1977年以前的韩国未婚女性不能与兄弟平等分享遗产。直到今天，东南亚某些国家给予未婚女性的继承权仍然很少，她们的堂兄弟甚至比她们更有资格分到她们父母的遗产。
为什么？根本原因是因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不属于个体，而属于整个家族或者整个部落，假如把遗产全部交给未婚女性，那么等她嫁了人，这个家族的财产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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